纵观我国自1998年烈火莫熄运动以降之改革运动,不外乎三条路线:一、以选举及议会政治路线为战场;二、以街头抗争路线为战场;三、两条腿走路,即以街头抗争为手段,选举及议会政治为目的,结合各方力量打破以国阵—巫统为首的党国威权体制。
在政治高压的年代,一般民众由于担心受到政治迫害,大多不愿意投身改革运动,只愿意当一名“投票观众”。选举及议会政治路线上,专业的政治工作者透过选民的委托,进入议会扮演“人民大声公”的角色,或多或少在那个困顿的年代掣肘巫统。
然而,议会政治只局限在五年一次的群众动员,党国治理却处处展现滑稽与荒谬。面对不平等待遇时,人民群众也会在组织者的协调下,于时局窘迫中走上街头示威,表达自己的声音,例如白小抗争、反高压电缆运动等运动。惟,街头抗争不一定会转换为选票。
因此可见,虽说是三条路线,其核心皆是国家与民间二元对立的模式。此时的政治社会(在野党)与民间社会紧密难分,民间社会源源不绝的动员能量正推动改革运动体制化。
三元模式的形成
党国威权体制瓦解,希盟成功入主布城之后,迫使巫统与其他政党一同竞争。巫统固然可以在西敏寺议会制的框架下,发动喜来登政变夺取政权,但2022年的全国大选已经证明,即使是曾经呼风唤雨的巫统,如今也必须在选民的考验下求存。
至此,国家、政治社会及民间社会三元模式俨然成型。
一方面,不少改革运动者选择加入政党,或进入国家体制,以选举或幕僚的方式,试图改造国家。另一方面,大大小小的选举皆陷入三角或多角战,从而导致政治人物在选举时如坐针毡,而各政党(联盟)皆有可能入主布城,掌控国家政权。
正因如此,政治精英需要争取选民的支持,人民也有更大的改革倡议空间来表达诉求。于是,曾经作为改革运动发动机的净选盟抓准这段民主转型的混乱期,逐渐蜕变成议会民主改革倡议团体。此路线以范平东为首,称之为人民体制(People’s Institution)路线;与之对立的是以黄彦铬为首的人民运动(People’s Movement)路线,以组织群众,走上街头抗争为最大目标。
当下,我国陷入族群及宗教政治之危机,即舆论称作的“绿潮来袭”。非政府组织者固然患上“焦绿症”,实则担忧的是我国不完美的自由及世俗体制遭到侵蚀。人民运动路线如今在净选盟内大胜,黄彦铬(及其领带的团队)会否带领人民走出泥潭,值得期待。但更关键的是,民间社会能否在此路线下自主及茁壮,走出过去20年以来“以选举及议会政治为目的”的框架呢?
固然,人民体制路线有其对安华掌政的过度乐观,但两条路线本就是社会运动的一体两面,二者不可偏废。街头抗争路线需要与各个政党协商,进而表达倡议与诉求。倡议与诉求同样需要人民现身街头施压,展现民间社会的自主性,也迫使国家及各个政党重视,并介入事件及议题。简言之,国家、政治社会及民间社会,三者互动才能推进民主运动进展。
无论如何,我们如今能够看到,民间社会在疫情后,持续有更多的议题展开:性别、环境、跨族群及社区等,路线上也不只是局限在选举及议会。其规模虽不能与昔日净选盟及绿色大集会相比,却在”无大台”的状态下积极培力(empower)自主公民。
守住共同的底线
如今,党国威权已经褪去,新的威权依旧有复辟的可能。
当下的民主转型期间,国家内部犹如拼装车一般组成团结政府,“自动行驶”在民主转型之道路;政治社会则是精英分裂,大有走偏锋如沙努西之辈,以民粹语言动员群众;民间社会则如刚刚萌芽,如履薄冰。
我在此提出三条底线,盼民间社会在关键时刻共同守住。纵使此举不一定可以使我国经济腾飞,也至少不造成生灵涂炭,陷入政治价值崩溃以后的虚无主义疯狂。
一、自由宪政的底线:我国自1955年以后,定期举行选举,宪政也在混乱时刻中,屡次发挥稳定大局之作用。其虽有不完美之处,却需要民间社会持续提出改革方案将其完善,成为我国完成民主化进程之稳定剂。
二、世俗政治的底线:政治狂人以宗教之名,行威权复辟之实。其一方面导致我国民主化之(可能)倒退,另一方面撕裂不同族群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守住世俗政治之底线,尊重不同公民之身份认同,才是不同群体之间对话的催化剂。
三、自主社运的底线:社会运动乃人民自由集结之成果,也是社会与国家对话之机制。自主的社运才有空间使得人民有机会彼此对话,形成社会共识,扫除过去“强国家,弱社会”之弊端,形成公民社会的粘着剂。
诚如刘瑜在《可能性的艺术》所言,政治可能让一个国家成为地狱,但却不可能让它变成天堂。我国人民在后疫情时代再次走在历史的交叉口。如何活在当下,而非昔日的辉煌,善用改革倡议的民主空间,避免国家陷入地狱,或永无止境的莫比乌斯环,甚至重建马来西亚,乃自主社运之时代任务。共勉之。
黄康伟 /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秘书
(本文为2023年人权月系列文章,今年的主题是“安华时代的民主观察”,两个小题分别是“政党碎片化下的精英博弈”及“国家与公民社会之互动”,由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