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史料转移国外，令人惋惜

众所周知，敦李孝式勋爵是我国的开国元勋，1950年代与各族领袖赴英国与殖民政府谈判马来亚独立事宜。他曾担任我国第一任财政部长，驰骋政坛多年，对建国初期的各项建设，奉献个人的专长与心力。政府为了表扬其功绩，除了颁赐“敦”的勋衔之外，也曾在1980年代假国家博物院举办“敦李孝式生平事迹史料展”，并且将吉隆坡的谐街（Jalan Bandar）更名为敦李孝式街（Jalan Tun H.S.Lee）。对于这些荣誉和肯定，我们认为敦李孝式名符其实，受之无愧。

敦李孝式的家族日前将敦李的一批私人文献转移给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这批144箱的文献，总共有大约18万页的各类函件、演讲稿、会馆文献以及相关剪报等等，涵盖的年代介于1930年至1980年代之间。换言之，这批文献除了反映其个人南来的奋斗事迹外，也包含了马来亚的建国过程及后续的发展。不论对个人或国家，这批文献的重要性和珍贵性不言而喻。

然而，敦李的家族成员决定将这批重要文献转移到新加坡，令我们感到无限的惋惜。原因是：为何敦李的家族成员没有优先考虑将文献留在国内的官方机构、大学或者民间组织？即便是决定将文献转移国外，为何没有考虑将一套副本留在国内，这个敦李孝式曾经奉献大部分心力的国土？

当然，我们尊重家属的决定。作为文献的合法继承人，家属有绝对的权利决定如何处理这批文献。继敦陈祯禄文献转移国外，这是第二批出走的文献。接下来是否会接二连三，甚至逐渐形成一股外移的风气，的确令我们感到担忧。

从另一个侧面来看，重要文献外移的现象，似乎也间接透露了一些值得关注的信息，这其中包括：
（1）    我国现有的国家档案局以及相关机构，是否有一视同仁地重视各民族领袖资料的收集、研究和展现？
（2）    我国相关机构收集资料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否具备竞争力？
（3）    我们相关机构收集资料和开展研究工作的专业能力、专业人才以及经费受否足够？

假设我们的专业能力和专业运作模式还不足以让人产生信心，那我们必须加把劲急起直追。我们希望各界，尤其是资料中心、学术机构以及研究单位能够重视重要文献转移国外的现象，共同来构思一套亡羊补牢的方案。

隆雪华堂会长
陈友信